马连良（１９０１～１９６６），字温如，京郊宛平人，幼年即聪颖妙悟，尤喜皮簧戏。十岁时，入“喜连成”科班（即后“富连成”），十一岁已能粉墨登场。十八岁时“倒嗓”，逐渐以“做工”为专长，习得一身好武艺。至十九岁出科毕业，嗓子也逐渐恢复，“唱工”大进。马连良别号遗风馆主、古历轩主，每日除例行“吊嗓
１９２２年１月，马连良初次搭班，在城南“游戏园”演出。同年适逢叔叔马昆山组班于福建，与二兄马春轩被招前往，途经上海演出，首次助演荀慧生大师。后因该班解散，返回北京，入尚小云“玉华社”，与谭小培同挂“双二牌”，多次与旦角名家王瑶卿同台，演艺日趋成熟。１９２３年初，“玉华社”四大台柱尚、王、马、谭联袂的《红鬃烈马》红极一时。后助演尚小云于上海，历时半年。１９２４年再赴上海，与“麒麟童”周信芳合演《群英会》。当年秋回京后，加入“和胜社”，与朱琴心同挂“头牌”。次年从上海回京后再搭尚小云班底，历演京、津、沪、汉。马连良从不妄自尊大，甘当配角，积极参与各大名家的演出。１９２７年，马连良自组“春福社”，虽是“头牌老生”，可不是老板，更不是拿“包银”的主儿，大事还得听资方的。１９２８年在上海与盖叫天合作，年底再去上海时，与正要赴美演出的梅兰芳同台公演《四郎探母》。
１９２９年冬，马连良第十次赴上海演出。前九次均因谭鑫培去世之后，余叔岩独霸老生舞台，马连良不得已而因袭门户作标榜，打出谭派旗号。但马连良的艺术骨子里是谭，可外层不是谭，学谭而不似谭，遂为学谭最上乘者。这次到上海是受“大舞台”老板重金聘请，同时上海《大晶报》网罗一批京剧票友和戏剧评论家日夜追捧鼓吹，留下了令后人视若珍品的舞台剧照及当年的逸闻趣事。这其中最为脍炙人口的是一段新闻故事：
当年上海有两位剧评家，一是冯小隐，人称“佞谭”，最熟谭派掌故；二是苏少卿，既是票友，又是记者，依托《大晶报》，最善炒作。两位权威对谭派的一个细节各执己见，大打笔仗。争的是谭鑫培在《打渔杀家》中究竟穿的是什么“鞋”？一说是“鱼鳞洒鞋”，一说是“黑底靴子”。马连良压轴大戏既是本出，冯、苏两只刀笔正要争个究竟。马连良速与在京的“通神天师”王瑶卿去信，答复：谭老板穿啥鞋没准儿，穿洒鞋的时候多，可也穿过薄底……开戏前，两位权威与众票友不知内情，打赌的打赌，照像的照像，起哄的起哄，把“大舞台”挤个水泄不通。一声“开船”，马连良亮相。“看鞋！”，是厚底洒鞋。一方掌声四起，一方垂头丧气。第二场，马连良戴着毡帽，穿着蓑衣，“唉！”，怎么又换成靴子……
从马连良第一次在上海献艺，时隔六年，此时的马连良已是北方第一流人物。演出四十多天，出出大戏，段段长腔，搅得上海滩人人言“马”，处处贴“戏”。“马老板”一班人马，兵强“马”壮――舞台总监蔡钰亭（老伶工蔡和祥五弟）、司鼓乔三（老伶工乔惠蓝之子）、琴师赵桂元，大小锣钵镲等，皆北派名角。一时间，“天马行上海”，外加“流氓大亨”黄金荣与“黑帮老大”杜月笙相互斗富，天天包场，回回加演，灯红酒绿中附庸风雅。上海“大舞台”老板赚尽“油头”。
马连良到上海献艺，本不入海派俗流，一般当地人只习看江、浙地方剧种。《大晶报》记者正好借“鞋”发挥，茶余饭后，街谈巷议，在大上海有板有眼地唱了一出“马兰开花”。马连良此次上海之行，备好数台整出大戏，连唱带做，每天历四五小时之久，天天如此，事事不肯稍有苟且。如此精工细做，日本一旅游公司居然拉来一船戏迷，晚上听大戏，白天组织起“支那剧研讨会”。上海各路戏剧评论家纷纷登场，莫不直言尽善尽美――“每一行腔，极婉转幽扬之妙，韵味醇厚。非现实之庸庸须生可比。其小腔尤出人头地，既平稳又动听。无怪其台下采声雷动也。其最长处为摇板，若《汾河湾》、《四进士》等剧，较诸一般须生，实高多多。咬字准确，故其道白，尤为人称道。《清官册 审潘洪》一场，说白干脆以极，聆之精神可为一振……”这是当年最流行的评论。上海百代公司立即发行马连良新唱片。上海《大晶报》主笔沈睦公将时论汇集成册，取马连良字号曰《温如集》，请辛亥元老于右任题签，周瘦鹃、严独鹤润笔，上海码头各路显赫人物撰文，配以１３幅剧照蓝印制版，仅发行６５０册（非卖品）以兹纪念。“马派”遂成公论。
说到灌唱片，马连良十闯上海滩，留下不少老唱片。但这第十回多加了“民国十八年灌”字样。搞老唱片收藏的朋友可不能不知。１９３０年秋，马连良认为时机成熟，组班“扶风社”，自己当老板，直到１９４８年。梨园始称“马老板”。《温如集》今天已成为稀见的菊坛珍贵史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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